第六章

父权制的企图一直都在试图支配并控制作为再生产手段的子宫。再生产统治阶级试图让女性始终对自己的身体保持无知，并将其身体的管理委托于男性，将避孕和生育的自我决定权从女性手中夺走。

可以想象的到，人工子宫能够实现的话，其管理和运用的权力将会落在男性手中。将会是父权制度的乌托邦。

代孕妈妈这类交易中，买方总为男性，卖方总为女性。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在近代，妻子被视作创造嫡子的道具。在中国、韩国，孩子属于男方是一目了然的（冠夫姓）。在这样的制度下，离婚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将孩子放在婆家然后离开。

二战后，夫妻离婚多数归女方。但是多数单亲母子家庭处于贫困线之下也是事实。离异男方所承担的抚养费不仅极低，而且父亲经常拖欠抚养费，甚至渐渐停止支付抚养费。

女性不仅仅需要接受比男性低得多的工资，并且要负担全部的再生产费用（照顾孩子）。再生产不仅意味着受孕、生育，还包括把孩子抚养成人的过程，并且这种劳动由女性来承担。通过家庭，父权制的再生产关系就这样由女性再生产了出来。

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帝国主义与母性》指出，男性不再承担作为再生产者的责任，而女性作为在生产者的责任变得越发重要。“孩子的生死大权都完全取决于母亲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孩子的死亡率、营养状况、卫生条件、精神状况等。

孩子数量的决定性因素

子女数量取决于将来孩子给父母带来的经济价值与养育孩子的费用间的平衡。

曾经孩子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自从义务教育和工厂法将孩子从劳动中驱逐出去之后，孩子的经济价值就等于0了。

父权制中，孩子带来的利润与养育孩子的费用间的平衡由于以下2点决定：

1. 孩子对父母的经济贡献程度。
2. 养孩子的花费在家庭中的父母之间并不均等分配。

最终年长的男性获益。

再生产费用，女性生孩子、养孩子的劳动都是无偿的，并且女性为了付出无偿劳动离开了职场，牺牲了应有的收入（误工费）。最终，没有人对妻子的再生产劳动进行支付，无论是丈夫、资本、还是国家。一旦学习教育开始了（中学大学），女性作为二等劳动力依然需要进入劳动市场来支付孩子的费用。

因此，无论是第一次社会化中花费的实物费用（婴儿从怀孕到3岁的照顾花费时间、精力），还是第二次社会化花费的货币费用（为孩子花费的金钱），都是妻子承担的。

哈特曼谈到“男人只会在孩子具有经济价值的阶段把他们留在身边，当孩子失去经济价值的时候便将其强行推给女性”。案例：紫丝带妈妈 当孩子出生到3岁，男人不会照顾婴儿，当孩子能自理了，男人就把孩子从前妻身边抢走隐匿。并且对孩子洗脑，说是你妈妈不要你了。这样的行为，就塑造了许许多多的紫丝带妈妈。哪怕是在美国，法律规定对于孩子的抚养费标准也低的可怕。这导致绝大部分的单身母亲都处于贫困标准之下。

对于父权制的意识形态而言，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投入巨额教育成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不“回报”父母。大多数的父母都会哀叹自己的孩子自私自利而不“知恩图报”。

孩子的反叛

女性在再生产中负担着不公平的费用，而女性又试图变为专制的剥削者去剥削她的孩子。

工业化社会中，对于每个父母而言，孩子是高成本低回报的投资。

当天，张某锐在教室与另两名同学玩扑克牌，看到这种情况后，班主任老师就把三名学生的家长叫到了学校。

张某锐的妈妈匆匆忙忙赶到学校后，在见到儿子的那一刻，表现得异常愤怒
没有过多的听儿子一句解释，情绪失控的母亲就这样当着众多师生的面，在五楼的走廊里，先是狠狠的扇了自己儿子两个耳光。

之后嘴里还一直不停的骂着男孩，这样她还是不解气，最后居然用手摁着孩子的脖子，直到班主任老师赶到，将这位母亲劝走，走之前，她还用手狠狠地戳了一下儿子的额头。

整个被母亲打骂的期间，男生始终靠着走廊上的一根柱子上，一言不发，任凭母亲发泄着愤怒。
看到班主任和母亲走远后，他看了看从自己身边走过的同学以及教室旁边坐着的一位老师，发现并没有人关注到自己的窘境。

突然他低下了头，做了一个决绝的选择：毫不犹豫的跳上栏杆，从五楼跳了下去。
等路过的学生和老师反应过来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男孩最终抢救无效伤势过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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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家务劳动的定义在这里指的是“对于生命的生产、再生产所进行的劳动”。单身的（不生育）女性不参与此家务劳动。

将家务劳动委任于私有领域（家庭而非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好处在于，成本最低，其他方式成本太高了。

在资本主义之下，如果将这些领域社会化，资本家将负担不起这个成本。如果不存在家庭主妇，所有工作都在社会上进行分工，那么会导致资本利润下降。希梅尔维特和莫胡指出，将劳动力商品化的再生产本身进行商品化的行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自杀行为（代孕价格不是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只有有钱人才能够代孕）。如果所有人都只能通过代孕才能产生下一代，那么少子化会导致社会很快灭亡。

因此这就是所说的“将劳动力商品化的再生产本身进行商品化的行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自杀行为”

因此，家庭主妇支撑着资本主义。

道菲指出“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妻子离婚后除了变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别无其它的生存手段的话，那么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妻子其实并不与其丈夫属于同一阶级”。

在都市化的生活中，这种家务劳动被减少到最小。一旦女性从事了这种家务劳动，她在市场中就沦为了“二流劳动力”。

对于被剥削者而言，家庭是在“共同体”的外壳之下，不公平和不合理肆意横行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