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列前几篇,我谈的是浪费——浪费的课时、浪费的经费、浪费的青春。浪费让人愤怒,但浪费还有一个底线:时间没了,人还在,日子还能重来。

这一篇要谈的东西越过了那条底线。

当一个体制习惯了用”完整的流程”代替”真实的责任”,它最终会发现:有些东西一旦被它碾过去,就再也回不来了。不是一份报告、一个学分、一年光阴,而是一个具体的、有名字的、本来可以拥有整个人生的人。

我要讲两个女孩。我不会渲染她们的遭遇,因为那些遭遇本身已经够重了,任何加工都是一种亵渎。我只想让你看清楚:杀死她们的,不只是某一个具体的恶人,还有那台习惯了”走完流程就算尽责”的机器,在每一个本该停下来的环节,选择了继续空转。

一、符月华

符月华,2002年生,广西百色的一个贫困县城。父亲在县城学校当保安,月薪一千五;母亲没有工作。在这样的家庭里,她是中考全县第一、高考全县第一,2021年以全县第一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的师范专业——这意味着免学费、有补贴、毕业包分配。对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孩来说,这是一条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几乎是唯一的路。

2024年,她在家中烧炭离世,23岁。

她的悲剧不是一个瞬间发生的,而是被一连串”本可以阻止却没有阻止”的环节,一步步推到终点的。我把这条链列出来,因为每一环都对应着体制的一次失职:

她15岁,高一,遭班主任侵犯。

她高二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开始自残、自杀。从2019年确诊到2021年,学校的心理辅导记录显示——她只被安排了2次谈话,而同一时期,她经历了5次自杀和抢救。两次谈话,五次自杀。这个比例本身就是一份判决书:学校的心理干预系统,是一个走过场的摆设。

那个侵犯她的老师,在她抑郁、自杀、退学的2021年,获得了学校的”嘉奖”。

2023年,她在48人的同学群里说出了那位老师的恶行。48个人,全部沉默。一小时后,那位老师把群解散了,事情不了了之。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停下来、有人较真、有人把这件事捅到该捅的地方——后面的结局也许就不一样。但没有人。

最后压垮她的,是退学。她多次抱怨”没有毕业证””打工困难”。据她的同学爆料,学校有一套熟练的劝退流程,专门用来甩掉那些被认为”麻烦”的学生:辅导员亲自劝说,劝不动就去做父母的工作,甚至用”报警抓人”威胁。整套流程的逻辑非常清晰——当继续盯着一个学生的成本,超过了甩掉她的成本,就甩掉她。她老实巴交的父母签了字。那张签字,堵死了她最后的退路。

她最后一条朋友圈写的是:”亲爱的神,我已归家。”

而所有这些环节里,学校真正”重视”这件事,是在她死后、亲友把事情曝光到网上、舆论压不住之后。

请注意这条链里没有一个环节是”技术不行”。心理辅导的流程是有的,只是没人真的去做;举报的渠道是有的,只是无人回应;劝退是有完整程序的,程序甚至执行得相当熟练。每一环的形式都完整,每一环的内容都空掉了。这就是我前几篇反复说的”空转”——只不过这一次,空转的尽头是一座坟。

二、林奕含

另一个女孩,林奕含,台湾。台南皮肤科名医的女儿,高中时是台南唯一在学测拿满级分的学生,媒体称她”最漂亮的满级分宝贝”。

她13岁左右遭补习班老师诱奸,此后被抑郁症纠缠余生。她考上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两周后退学;重考上政治大学中文系,第三年病发再次休学,始终没能拿到她”多么想要的一张大学文凭”。2017年,她自杀离世,26岁。

她生前出版了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写一个13岁女孩被补习班老师性侵直至发疯的故事。她去世后,父母才公开:书里写的不是别人,是她自己。

我之所以把她和符月华放在一起,是因为她的遭遇里有一个细节,精准地照出了体制对待”痛苦”的方式。

她在政治大学读书时,因病无法参加期末考。她拿着医院的诊断证明去向系主任解释。系主任的回应是:”精神病的学生我看多了,自残,自杀,我看你这样蛮好,蛮正常的。”然后拿起诊断书质问她:”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

她后来写道,她很想问他:你是用什么来诊断我的?我的坐姿、我的洋装、我的唇膏、还是我的谈吐?是不是我衣衫褴褛、口齿不清、60天没洗澡去找你,你才会相信我真的病了?

这个系主任没有侵犯她。他只是没有把一个学生的痛苦当回事。他用一套”我见多了”的麻木,把一个正在崩塌的人,当成了一个想逃考试的麻烦。这种麻木和符月华遇到的”两次谈话对五次自杀”是同一种东西:体制把人的痛苦,处理成了流程里的一个待办事项,处理完就算尽责,至于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不在它的考核指标里。

三、同一台机器

你可能会说:性侵是极端的犯罪,是个别恶魔,怎么能和”课程设计敷衍””科研项目空转”放在一起谈?

我要说清楚我的论点。我不是说”敷衍教学”等于”性侵学生”——它们的恶劣程度完全不同。我说的是:让性侵能够发生、能够被掩盖、能够不了了之的那个环境,和让教学空转、让科研造假、让结题报告糊弄过关的那个环境,是同一台机器。

这台机器的运行原则是:只要流程走完,就算尽责;至于内容是真是假、那个具体的人是死是活,不在考核范围内。

心理辅导走了流程——谈了两次。
举报有渠道——只是没人回应。
退学有程序——而且执行得很熟练。
期末请假有规定——只是规定的执行者懒得相信你真的病了。

每一个环节单独看,都”合规”。但把它们连起来,就是一个人被一步步推向死亡的全过程。这正是空转最可怕的地方:它不需要任何一个环节明目张胆地作恶,它只需要每一个环节都选择”省事”——不多看一眼、不多问一句、不多担一点责任。一连串的”省事”叠加起来,就成了杀人。

那位侵犯符月华的老师能在她自杀期间拿到”嘉奖”,这个细节最能说明问题:这台机器奖励的,从来不是”对学生好”,而是”完成指标、不出事、别给上面添麻烦”。一个能教出好成绩、不惹眼的老师,在它的评价体系里就是优秀的——哪怕他正在毁掉一个孩子。它的眼睛里只有指标,没有人。

四、为什么要把这一篇写进来

这个系列其余几篇,我在讨论AI能不能替代大学、学历值不值得追求。那些讨论默认了一个前提:大学最坏的情况,无非是浪费你几年时间、给你一张贬值的文凭。

这一篇是要打破这个默认。

因为对符月华、对林奕含来说,大学和教育系统给她们的,不是”浪费时间”那么轻。是15岁被信任的人侵犯,是痛苦时无人接住,是好不容易爬出来又被一脚踹回深渊,是把唯一的退路也堵死。教育本应是托举一个人向上的力量,尤其对一个贫困县城的状元来说,它本该是她整个家族命运的转折点。结果它成了碾碎她的东西。

我之所以坚持把这一篇单独写出来、而不是塞进”AI能否替代老师”的讨论里,是因为我不想让她们的死,沦为一句轻飘飘的”看,所以AI比人类老师强”。AI不会性侵学生,这是真的,但用她们的命来给一个技术论点做注脚,是对她们的第二次轻慢。她们不是论据。她们是两个本来可以活到今天、可以拥有事业和爱情和漫长人生的人。

我想留给你的,是一个更重的问题:

当我们讨论一个体制该不该被改变、该不该被绕过的时候,我们算的往往是效率、是金钱、是时间的投入产出比。但有些代价是没法放进这个账本的。一个习惯了空转、习惯了用流程代替责任、习惯了”完成指标就行”的体制,它浪费的不只是资源——它会在某些时刻,以一种我们事后才看清的方式,碾过一个具体的人,而且碾过去之后,什么补救都来不及了。

符月华最后写”亲爱的神,我已归家”。林奕含在订婚致辞里说,她想成为”一个对他人痛苦有更多想象力的人”。

我把她们写在这里,不是为了愤怒,是为了记住:我们谈论的从来不是抽象的”体制”,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会痛、会绝望、会在某个冬夜决定不再撑下去的人。

愿她们安息。也愿后来的人,不必再用命去验证这台机器的冷漠。